早在2007年，美國一個研究小組通過對美國弗萊明翰心髒研究的長期數據進行分析，就確立了肥胖與社交的關聯性，只是其發生過程尚不清楚。是與共享行為規范有關，還是受共同行為的影響，或者是被類似環境所左右，成為目前問題爭論的焦點。
2007年的研究顯示，朋友和親屬間所共享的社會規范對體重指數（BMI）可能具有很強的決定作用。《美國公共衛生雜志》5月號在線發布了一項最新研究，深入探討了社會因素對體重的影響程度。這項研究共邀請了100多名婦女參與，並同時對其各自的上百名朋友和家庭成員也進行了調查。但結果卻顯示，社會觀念對肥胖群體的影響並非關鍵因素。
據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人類進化和社會變革學院執行理事亞歷山德拉·布魯伊斯（Alexandra Brewis）女士報告，一般認為，社會規范對BMI應有很強的影響力。她和她的同事卻驚奇地發現，他們自己的BMI受社會規范的影響很小。只有一種類型的社會動力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率也僅占20%左右。
加州大學聖迭哥醫學院和社會科學部教授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指出，影響小，但並非意味著沒影響。福勒曾在2007年出版的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闡述過社會關聯對肥胖發生的影響。即使僅有20%的影響，但它也是社會規范所為，顯示社交網絡有傳播肥胖的可能，同時暗示，預防肥胖在社會傳播中的方法也將被提到議事日程。
朋友行為的影響
為了更好地了解究竟是哪些社會規范可能影響到肥胖在社交網絡中傳播，布魯伊斯女士及其同事約見了101名年齡在18-45歲之間的婦女，以及其擁有密切社會關系的812人，包括朋友、配偶、家庭成員和同事等，詢問他們對體型的看法，對理想體型的認識，瘦身者的偏好，以及與肥胖者在一起時，他們是否感覺恥辱等。
結果顯示，受試者的回答與BMI有關系，且BMI與其朋友和親屬的回答也有關系。布魯伊斯女士和她的研究小組隨後通過三種可行的框架途徑分析了數據，這些數據揭示了密切接觸的人群顯示相同體型的原因：1）交往人群受社會規范的影響，他們往往會以相同的行為方式共事；2）當兩個人有不同的社會規范感受發生時，即使不被吸收同化，其朋友的社會規范對其行為塑造也會產生影響；3) 除了親緣關系，肯定有與體型相關的其他原因，如經常與超重的朋友頻繁會面等。
福勒指出，通過上述研究顯示，極有可能社會規范的影響程度遠高於20%。
布魯克斯大學社會動力及政策中心主任羅絲·哈蒙德（Ross Hammond）宣稱，上述發現並沒有對社會規范影響妄下定論，現在只對一種規范進行調查，這是該項研究的良好開端，這些規范還可以有其他途徑供研究。盡管對某個年齡段婦女進行調查時並沒有找出差異，而在年齡或其他因素細分時，BMI卻有可能發現問題。有些結果可能在亞組中影響強烈，但卻被掩蓋了。布魯伊斯女士稱，她的團隊希望在不同的國家對社會規范的影響作深入研究。
哈蒙德去年發表了一篇闡述社會影響與肥胖的綜述性論文。據他報告，最新研究強調了評估社會規范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們需要做的，是要揭示出能夠解釋肥胖的社會因素機理。
“甜點”現象
如果肥胖的傳播並非受社交本身的影響，那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能解釋的原因恐怕源於行為傳播，這是哈佛醫學院醫學社會學教授，同時也是2007弗萊明翰研究論文的合著人尼古拉斯·克裡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的看法。
這也正是布魯伊斯女士下一步想要探究的課題。接下來真正要做的工作是將社交行為也列入研究對象。他們會在一起進餐嗎？他們會在一起鍛煉嗎？設想他們會在一起共事，即使深植在內心的信念沒有關聯，但是他們所遵循的行為暗示總是會形影不離的。例如，餐後服務員來到餐桌前，總是會捎帶問一句，需要甜點嗎？研究人員將其稱為“甜點” 現象。在此場景下，人們總是會習慣性掃視一下周圍同事，看是否有人想要甜點，如果沒人響應，個人就會放棄，相反，如果有人點了甜點，其他人則會不自覺地跟著仿效。
福勒及其同事正在調查這種行為的負面作用，以期找出根源所在。“如果我開始吃高脂肪食品，你也會跟著吃嗎？”研究人員強調，想法和行動是全部復雜網絡的動力，這種動力能夠左右我們具體怎麼做，兩者都是事件的一部分。
除了社會態度和社會行為外，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在相同社交網絡中影響人們的行為。
環境因素如盛行的快餐食品，通暢的步行街，都會對人體健康和BMI產生巨大的影響。通過對弗雷明翰數據的分析，福勒發現，環境對人類有影響是不爭的事實，但並非是導致增重的直接原因，鄰居是肥胖者，但並不代表你因此會變成胖子。但是，你的朋友或親戚中有肥胖者，即使他們距你千裡之外，你也有變成胖子的可能。
因為家庭成員是社會關系的主要構成，因此被列入其中。遺傳因素也在起作用，但布魯伊斯女士解釋，在研究被深入推進時，更多的因素或許都會被牽扯進來。
深入人心
所有對研究的解讀都會對公共健康信息產生重大影響，這將決定我們是否應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到改變體重上來，或集中精力改變人們的飲食結構，或是兩者相互結合。我們假設，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就會改變人的行為方式，或許人們不以為然，但這是公共衛生的核心信息。
公共衛生信息長久以來一直依賴於觀念，如果態度改變了，人們就會轉變行為。大眾明白，改善他們的飲食結構，多參加身體鍛煉才是減肥的關鍵。他們也知道，他們想這樣做，但想做與能做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即使有些研究性的減肥干預活動也沒能讓大多數肥胖者減肥成功，我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失敗。
福勒稱，即使社會規范對體重影響不大，但在抑制肥胖率上升中也能發揮重要作用。社交網絡是需要逐步了解的關鍵，潛在的肥胖流行或許就來源於此。
社會規范畢竟是有吸引力的介入目標。正如福勒指出的那樣，社會規范很容易被實施，你不必改變飲食結構或鍛煉方式，因為這些習慣性頑疾，很難直接改變。你所需要做的全部，就是按大眾認可的適宜體重去行事，至少從理論上講，人們對體重的要求都有一種從眾心理。
